该怎么面对亲人的离世?

日期2023-10-08 07:52:07

小时候,我们家属院里有个特别的馄饨摊。特别在哪呢?小孩随便吃不收钱,而仅有的两张圆桌中,居然有一张连副市长来了都不能用。那张桌子,只给我们这些吃白食的小孩坐,以至于长大后我吃到自助餐,第一反应都是: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家门口的馄饨摊嘛。

我们这些孩子都管摊主叫馄饨妈妈。

馄饨妈妈原先并不是开馄饨摊的,而是我爸的上级领导,一位80年代归国的留美博士。我们都知道,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化解对早逝儿子的思念。这位史上学历最高的馄饨摊摊主,把自己的锦绣前程,全部用来祭奠儿子。

她把对儿子的爱,分到了我们每个孩子身上,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的“馄饨妈妈”。


馄饨妈妈年轻时的模样,我都记不太清了,但时常能想起铁皮房馄饨摊的一个场景:

一脸盆皮儿薄馅儿大的馄饨,飘着香气,汤面泛着油花,在一群脏得只露俩眼珠子的小家伙面前飘过。馄饨妈妈举起一双雪白纤细的手,简单粗暴地拨开那些举起碟子的小黑爪儿,跟着便是一声怒喝:“都给我洗手去!”

用大号脸盆装,随便吃,管饱,这也是我认为吃馄饨应该有的架势。出生在伟人搞改革开放那一年的我,小时候对“粮票”并没多大概念,但我也知道,当时物资相当匮乏,家里连面条都是老爸去南方出差特意背回来的。馄饨,那绝对是奢侈品,只不过,在馄饨妈妈的铁皮房里,可以不计数,管够,也不用给钱——都是我妈跟人家按月算账的。

馄饨妈妈原先并不是开馄饨摊的,而是我爸的上级领导,一位80年代归国的留美博士。

那个年代,即使在我爸他们这种中科院直属的研究所里,大学生也并不多见,更别说留美博士了。馄饨妈妈是科研领军人物,多次去人民大会堂被中央领导接见。大家之所以叫她“馄饨妈妈”,只是因为她有个儿子姓万,叫做“馄饨”(英文名谐音)。

在中国航天工业刚起步的年代,科研人员在探索过程中也承担着巨大风险。馄饨妈妈和我爸都是搞燃料催化的,馄饨爸爸老万是搞耐火材料的。在80年代中期的一起科研事故中,老万不幸因公殉职。

作为家属院里啥心不操、专心惹祸的熊孩子,大人工作上的事自然与我们无关,而刚刚完成搬迁的研究所又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,里面有山、有湖、有森林,还离海边不远,自然成为了我们撒野的广阔天地。荷枪实弹的警卫连战士,都选择对我们这帮能上天敢入地的熊孩子视而不见,否则,就会惨遭弹弓、石块、炮仗等“轻重武器”的远距离打击。

馄饨是在美国出生的,比我大1岁,中文都说不利索还挺牛X,被我修理几回之后,就乖乖跟我屁股后面当小弟。

馄饨出事那年,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暑假,也是他爸殉职的第二年。我们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蹬着自行车去儿童公园。那年头自行车是家里绝对的“大件”,搁家里偷出来也挺费劲,一辆自行车摞三四个孩子那是常事,警察看到都懒得管。

一整天,我们玩得老开心了。晚上8点多,馄饨妈妈找到我家时,我才想起来,回程时,好像确实没看到馄饨,赶紧下楼扯嗓子把小伙伴们都喊下楼,挨个查自行车上的人数……然后,整个家属大院,连同父亲单位的保卫处、驻军警卫连,都倾巢出动了。

一夜灯火通明,却毫无结果,直到第二天天亮时分,地方公安在儿童公园的人造湖里找到了馄饨,他的脚还被水草死死地缠绕着。

城里长大的孩子,根本不了解水草有多可怕。中文说得不太利索的馄饨,性格又不太合群,他溜下湖中玩水,那些五、六年级的大孩子都没发现。他更不会明白,只要被水草给缠住了,越挣扎就缠得越紧。

那天,不管男孩女孩,只要当天去了儿童公园的,都被家长收拾得一周下不了床,而我更被我妈揍得到现在都还习惯趴着睡觉。最伤心的人,肯定是馄饨妈妈。一个刚刚痛失老公的女人,又不得不面对痛失独子的悲痛。即便她是科研领军人物,祖国的栋梁之材,但她也是个女人,更是个妈妈。

让所有人意外的是,料理完儿子的后事,馄饨妈妈主动跟所里请了长假,又申请使用家属区最角落的一处废弃铁皮房,开了间馄饨摊——她要用这种方式,来祭奠自己的儿子。即使所有人都为她惋惜,连科学院、省市领导都亲自来做她工作,但又有谁能忍心拒绝一位妈妈祭奠儿子的要求呢?


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里,父亲单位食堂的伙食也真心不咋地,好在,连家属们也可以几毛钱吃饱。

馄饨妈妈的馄饨摊比所里的食堂更亲民。去她那吃饭的,大人收两毛,孩子们不收钱,都管饱,想吃多少,自己去脸盆里捞。吃完了自己把钱压在脸盆底下就行,因为她根本忙不过来,更不会去查看给没给钱。很多年后,当我第一次体验自助餐时,还在感叹,这自助餐的开山鼻祖,就是我家门口开馄饨摊的。

馄饨摊很小,只有两张大圆桌,但馄饨摊的老板身份实在有些特殊。开张那天,副市长亲自带着领导班子来捧场,所里的各级领导也纷纷前来吃饭,单位保卫处不得不派专人来维持排队秩序。看着这盛大场面,家属院里前去捧场的大人们,干脆自己回家取了几个大号脸盆,装上馄饨后在大街上席地而坐。而我妈和一帮妈妈们,则直接开始帮忙切菜、揉面、包馄饨了。

让所有人无法理解的是,仅有的两张圆桌中,居然有一张连副市长来了都不能用。过了好一阵,馄饨妈妈才道出原委:“我没给我儿子做过几顿饭,要把那张桌子留给孩子们,让他们替他来吃我亲手包的馄饨。”

似乎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理由。但偏偏就是这句话,让包括我妈在内的所有妈妈们,开始怀疑她的动机。

女人都是天生的福尔摩斯,当福尔摩斯们凑到一起时,她们不仅连犯罪动机都摸得门清,连对策都研究好了。妈妈们自发组织了个稽查队,每天派专人值守在馄饨摊附近,为的就是把那帮解放军战士都拦不住的熊孩子们,阻挡在铁皮房之外。

我妈说,馄饨出事,我必须有责任,那天去儿童公园的所有孩子,一个都跑不了。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把馄饨遗忘了,他死不了。

那些妈妈们也是这么认为的,毕竟,一位痛失爱子又更精通化学的妈妈,到底会不会用极端的方式,来为自家孩子复仇,谁又能说清楚呢?更让所有妈妈们确认的是,即使馄饨妈妈确实不差钱,更有着国家和研究所对烈士家属的补贴和优惠政策,但在那个每家过年过节才能吃顿饺子的年代里,她又凭什么拿有菜有肉还有面的馄饨免费招待孩子们?

这不就是居心不良吗?

尽管馄饨妈妈百般解释,说是因为看到小家伙们狼吞虎咽的模样,就仿佛看到了自家孩子还活着,还在吃她亲手包的馄饨,而这些与自家孩子年龄相仿的孩子们每长高一点,她就知道自家孩子也该长高了。

然而,无论妈妈们信与不信,又有谁敢用自家孩子的性命作赌注呢?

最明智的方式,显然就是确保自家孩子远离那间铁皮房子,而每位手持棍棒轮流上岗的“稽查队员”,面对任何一位敢于接近铁皮房的孩子,绝对会祭出她们的看家本领。解放军叔叔肯定不会对孩子们出手,但这些护子心切的女人们,那可真能挥着棒子往脑瓜子上削。

于是,在被妈妈们严重妖魔化的影响下,我们这帮从来不怕事儿大的熊孩子们,每天最大的乐趣,就是变着法子祸害馄饨妈妈。比如,用弹弓将铁皮房子的玻璃窗打碎,没事再捉条水蛇、丢两只癞蛤蟆进去,吓得人家抱头逃窜,甚至爬到铁皮房顶掏个窟窿往馄饨锅里撒尿,再从所里印刷厂偷来铅锭烧化了各种帮她堵门。

这些,每位“执勤”的妈妈必定看到了,但她们有理由出手制止吗?要不是妈妈们怕出大事不得不控制火候,那栋房顶都被踩漏了若干回的铁皮房子,早被烧成灰了。

馄饨妈妈只是默默地收拾着残局,还多次阻止父亲单位保卫干事对我们的“追杀”,甚至每次捞完馄饨后,都特意把那口大锅盖上盖子。她倒未必惧怕那随时从天而降的童子尿,她是真怕孩子们再把房顶给踩漏了,掉到锅里给活活烫死。


研究所的家属院区,连看大门的狗都算上,活口也没有过千。馄饨妈妈又是个绝对的名人,她挨欺负这事,很快就传到所领导耳朵里。不夸张地说,三十出头就已经成为研究室主任的她,得算是研究所的“镇所之宝”之一,本已不幸,又遭遇到不公,自然引起所领导的高度关注。

作为一代熊孩子的孩子王他爹,我爸被研究所高所长直接约谈了。

我爸很忙,工作的保密级别又很高,平时回家的次数也不多,因为我被所长约谈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但那次得知我的恶行后,他直接请假回家了,顺手拎回一把半米长、一寸宽的钢板尺。

印象中,对我实施各种酷刑的全是我妈,那是我爸第一次对我出手。他是真火了:“你惹祸,我可以容忍。但你欺负一个女人,我绝对饶不了你!”

我妈下班回家后不干了,对着我爸就一阵神输出,却被我爸一句话顶得哑口无言:“你们这帮老娘们,一天天净添乱。她要是真想害人,这座城市的人都活不了!”

当人类复杂的思想,遭遇了至简的信任,一切胡思乱想和谣言只能不攻自破了。一个留美化学博士,手头上就有当时监管并不严格的各种剧毒氰化物。她要想投毒,还用拐弯抹角地去开个馄饨摊等警察抓?

那是我妈唯一一次哭着跟我道歉,又拉着遍体鳞伤的我,在众目睽睽之中,跪在馄饨妈妈面前。馄饨妈妈明显被吓了一跳,失手把脸盆倒扣在馄饨锅中,立即扶起我妈:“嫂子,你看你这是干嘛呢?我还真挺喜欢这帮小家伙在我面前淘气呢……”

然而,馄饨妈妈没说几句,自己却也忍不住哭成了个泪人,她确实委屈太久了。

两个女人抱在一起痛哭时,我爸早召集老爷们在楼下开会了,那些闻讯而来的妈妈们,也纷纷加入了哭团。也只有妈妈们,才能真正理解一位失独妈妈的辛酸,尤其在她们完全放下了芥蒂之时。

那天之后,馄饨摊那张始终空置的圆桌,终于被一群在自己头顶上拉过屎、撒过尿的小崽子们给挤满了,虽然馄饨还是主食,但也总会出现些惨不忍睹的新花样,跟着便是馄饨妈妈歉意的微笑:“不好意思哈,阿姨今天没做好,不许笑话我,更不许回家跟妈妈说。阿姨明天肯定能做得更好。”

那个年代,根本没有补课班那种事物,而我们的父母都是双职工,属于我们的时间实在太多。馄饨妈妈的铁皮房,也不再只是个吃饭的地方,更是父母托管熊孩子们最放心的地点。不仅连写作业、带吃饭,还能听这位神人讲述去人民大会堂的见闻以及国外的各种奇闻逸事。

最让我们开心的是,馄饨妈妈从来不干涉我们的自由,爱哪儿玩哪儿玩去,到点了回来吃饭就行。唯一闹心的是,馄饨摊里根本没有女孩出没,我们数次主动邀请女孩们入伙,人家都会回我们个白眼:“我爸说了,他自己看见你们这帮坏小子都躲着走呢,还敢让我跟你们凑一起去……”


慢慢地,随着新生代小屁孩的加入,一张桌子已经不够了,馄饨妈妈便又征用了两张桌子,还是坚决不收小孩的饭钱。每到饭点,连高所长来了,都得拎着小板凳到门口的脸盆里自己捞。

妈妈们都是善良的,即使每家都不宽裕,但也不能臭不要脸地一直占便宜,一帮老娘们再次碰头开会之后,遂决定以“包月”的形式付款。给多给少全凭自愿,统一装到信封里塞到脸盆下,还再次组织了个志愿者队伍,每天轮流去馄饨摊帮忙。

男人们更简单直接,不管肚子饿不饿,只要路过发现门口的脸盆里还有馄饨,捡个盘子捞几个,再往脸盆底下塞几毛钱。就算脸盆里没有馄饨了,他们也能捞点汤,同样塞上几毛钱。

馄饨那玩意再好吃,天天吃也真反胃,家长们“捐”的钱越来越多,甚至每天都会出现几张10块钱的大票,退还不回去的馄饨妈妈,只能变着花样地往回找。馄饨摊也开始兼营其他主食了,即使每次推出新品时,都经常是惨不忍睹的造型,但谁能去笑话一位女博士的厨艺呢?而且,没几天,水平绝对赶超饭店大厨了,因为妈妈们出手了,又迅速被馄饨妈妈实力碾压了——油盐酱醋咋搭配,各种火候、各种温度,不也是化学的一部分吗?

记得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模样,我在学校里第一次接触到了“社会主义”的概念,立即举手:“报告老师,我家门口就有个社会主义的馄饨摊。”

老师怒了:“你个破孩子又搞事是不?你家把社会主义用在馄饨摊上?”

很多年后,当我自己有孩子时,我才发现,原来那不叫“社会主义的馄饨摊”,现代人给它起了个新名叫做“托管班”。

但在我看来,二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。比如,托管班都是以投资盈利为目的的,那真得叫“资本主义”。而馄饨妈妈的馄饨摊,根本就是倒贴的,不仅平均分配,还是群策群力的,那不就是建立在“社会主义”模型基础上的吗?

而且,馄饨妈妈的业务范围,不仅涵盖了“托管”,还有太多功能,比如,帮熊孩子们“摆事”,别管这事有多大、多难办。


在金大侠的影响下,能拥有一把“倚天剑、屠龙刀”是每个熊孩子的心愿,血色浪漫的年代里,家长更是连自家菜刀都得藏起来。偶然间,我看到了一个同学拿了把“剑”,即使只有几厘米长,但依稀也有“宝剑”的形状,好奇一打听,他说是他哥把钉子放在火车道上轧平了……

聪明如我,一点就透——火车道离我家太远,但家门口不就是有轨电车道?那俩玩意的原理不都是一样的吗?

我迅速带领小伙伴们混进科研区各种收集地上的钉子,再送电车轨道上一轧,果然生产出几把雪亮的“宝剑”。于是我便脑洞大开——为什么不生产一把更大的宝剑呢?我们顺利地找到了一根足足20公分的长钉子,再次扔到电车轨道上,躲在暗处等着电车驶过。

结果,钉子太大,电车重量不够,直接把电车干脱轨了。

我们撒腿就跑,但那也没什么用,有轨电车公司保卫处的人,迅速联系到我爸单位保卫处。人家都不用过脑子,直接带电车司机和站岗哨兵去馄饨摊上认人了,哨兵就算认不出别人,还认不出追屁股撵过多少次的我吗?

这事要搁到现在,我爸就废了。即使在那个不太流行“索赔”的年代里,我爸也不会太好受。然而,我爸还不知情,倒是馄饨妈妈替我出头了:“有什么事,跟我说就行。”

保卫处长认识我爸,更认识她,为难道:“谭工,这事您出头不方便吧?”

馄饨妈妈微笑:“我也是孩子妈妈,有什么问题吗?”

那事到底是如何处理的,我至今都不知道,后来我爸知道了,追问过馄饨妈妈很多次,她自己都不说,还不让保卫处长说。

馄饨妈妈从保卫处回来后,只是幽幽地对我说了一句:“幸好车速不快没伤到人,下次你要再敢干这种坏事,我就直接告诉你妈,你看她怎么收拾你。”这种套路,我并不陌生,每个孩子惹完祸,她都会这么说,孩子们还真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

那件事让我又发现了个新思路,此后每当我在学校惹祸被请家长的时候,总会厚颜无耻地找到馄饨妈妈。她也不生气,大大方方地去学校各种跟老师赔礼道歉,然后回来还是那句:“下次你要再敢犯这种错误,自己找你妈承认错误去。”

再后来,当我上了初中之后,馄饨妈妈也去过一次我学校,但在走廊上趴窗户观察到老师的模样时,自己笑出了声:“这次我真帮不了你了——这位老师姓郭吧,我都替大鹏他妈开了三年家长会了,她认识我。”

那时,我才想起来,管她叫妈妈的孩子,实在太多了。


我始终坚定地认为,真正改变我的,并不是我妈的各种酷刑,而是馄饨妈妈。尽管她的学历比我遇到的任何一位老师都高,但她从来不会主动辅导我们学习。

她只会举些生动的例子。比如,馄饨是什么馅儿根本不重要,重要的是能吃饱肚子。学习也是这样,学什么也没那么重要,重要的是,通过学习掌握的学习能力。这话有点绕,我帮她翻译一下,那就是:学习是你自己的活儿,别指望任何人。

当然,她给我们“打鸡血”的方式也很特别。

比如:“你们连数都算不明白,搁家里怎么克扣零花钱?”

再比如:“你们语文这么差,犯了错误怎么逃避老师的处罚?”

毫无疑问的,相对于我妈那种“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”的励志,馄饨妈妈说的理由,我们真能听懂,而结果也真能做到。

我妈说,馄饨妈妈真正在意的,就是我们那一批孩子。因为我们与馄饨同龄,更是馄饨生前最亲密的小伙伴。我爸也说,其实从我们上初中开始忙碌起来后,馄饨妈妈也已经走出了失独的心理阴影。她也想过回到工作岗位,但又实在放不下一代代挤进铁皮房、管她叫“妈妈”的孩子们。

其实,不仅我爸我妈,又有几个家长能忍心看着一个女博士天天这样给孩子们当饲养员呢?

在妈妈们的鼓励甚至要组团承包她的铁皮房时,馄饨妈妈确实跟所里提出过复工申请,但她又同时要求,得跟孩子们一起放寒暑假,以便于照顾馄饨摊的孩子们,工资待遇方面她都不计较。

如果放在几年前,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,连保卫处的狗都会答应。但已经几经更迭的所领导,似乎已经忘记了她的存在,而那些更年轻甚至从外面空降来的领导们,压根不了解这位资深女博士的苦衷。多重原因之下,馄饨妈妈的复工申请,迟迟没有回复。

最后,连我爸那书呆子都看明白了,他晃着脑袋叹气:“这他妈的就是官场,又岂是我们这帮搞技术的人能弄明白的呢?”

我当然好奇追问,被我妈一嗓子喝止了:“大人的事,你个小屁孩瞎打听啥?”

其实我也听说过——这不就是新任所长他孙子要上小学了嘛,花多少钱能请个博士来给孩子当托管老师?

本就左右为难的馄饨妈妈,干脆撤回了自己的复职申请,又办了离职手续,直接在本市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里找到了份工作。当大学老师,不但能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,还能和学生们一起放寒暑假,平时不上课的时候,她还有精力继续照看她的馄饨摊,继续听着孩子们管她叫“馄饨妈妈”。


1995年,我们已经上了高中,馄饨妈妈领养了个父母出车祸双亡的女儿,小丫头叫徐兰,长得那叫一个漂亮。她跟我们年龄相仿,初中就辍学走了不少弯路,在新妈妈的影响下,她一面积极备考成人自考,一面尽心尽力地帮着妈妈打理着馄饨摊。

那段时间,我们最期待的就是放假,无论寒暑假,一个个平均身高都已经超过1米8的大小伙子,扛着书包臭不要脸地挤在一帮上小学的小崽子中,抢桌子、抢盘子、抢勺子,经常气得小破孩们哇哇大哭。馄饨妈妈总是挥舞着大勺把我们往外撵:“你们滚出去吃,我都怕你们把我房子挤塌了……”

是啊,一晃十多年了,那间连厨房都算上也不过三十几平的铁皮房子,确实已经容纳不下这帮大小伙子了。

尽管所里为了奖励馄饨妈妈对孩子们的特殊贡献,多次拨款、拨房子给馄饨妈妈换个条件更好、更宽敞的地方,甚至在修建老年活动中心时,特意给她留了栋足够办间中型幼儿园的独楼,但都被她婉拒了。孩子家长们的集资款,她同样婉拒。几次修缮那老破铁皮房子,都是她自掏腰包。

她说,这栋铁皮房就是馄饨还活着的寄托,她压根就没想过、更不会靠这里去赚钱:“再大的房子,再好的条件,又有什么意义呢?”

当然了,对于眼前这帮她看着长大的坏小子们的贼心,她又如何看不出来呢?她挥舞着大勺子追了出来:“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,你们这帮小坏蛋吃饱了都给我滚远点,小兰是你们妹妹,都把小尾巴给我收起来。”

说着说着,她自己却有些伤感了:“是啊,你们都长大了,也到了该找女朋友的年纪了。”

我们异口同声:“馄饨妈妈,我们保证不找女朋友了,请不要告诉我们妈妈!”

这一套,我们早就倒背如流了,尤其每当她要睹物思人之时,逗她开心,早已成为习惯了。馄饨妈妈果然笑出了声:“我可没让你们不找女朋友哈,谁要有对象了,赶紧领回来给妈妈见见!”


2000年,随着本市房地产开发浪潮侵袭,父亲单位那块本就在市区里寸土寸金又依山傍海的风水宝地,自然被一堆有背景的开发商盯上了。按照科学院的行政体系,研究所并不归地方管辖,但当年土地手续确实并不完善,有些能力通天的开发商,连研究所隔壁的导弹部队都能切下块肉来,他们又怎能不对知识分子占据的数平方公里地块虎视眈眈呢?

但在国家越发重视科研兴国的大背景下,开发商们最终没有得逞。研究所维持原状,但是研究所的家属生活区域,被划给了地方街道管辖。而“拆除违建”,就是街道接手后的首要任务。

馄饨妈妈那深藏在居民区里的铁皮房位置原本并不好,但因为家属区不再属于警戒区域,街道考虑车辆出入方便,就多开了两个门,其中一个门距离铁皮房不到20米。毫无疑问,馄饨妈妈的那间位于住宅区入口的破铁皮房,第一个被纳入了待拆除清单。

这个消息传来后,已经发展壮大到数千人的生活区,彻底炸锅了。

当天傍晚,我带了一大帮哥们从学校赶回去。尽管去街道办事处和区政府示威的妈妈们还没回来,还是有数百人在铁皮房四周的街道上自发聚集了,连一些已经坐着轮椅的老院士都被推了出来,众志成城地捍卫着这间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童年记忆的铁皮房。

我们那帮最不省心的熊孩子,连在北京、上海读大学的,都已经订了机票往回赶,在本市就读的哥儿四个,干脆把各自的死党加同学们,全部带来了。

隔了太多年,哥儿几个再爬上铁皮房顶也没那么利索了,光着膀子站上去,不仅点燃了自己上衣各种挥舞,还用从保卫处干事手里抢来的大喇叭开始喊号:“炸了所里的办公楼和实验室,拆了所长办公室,都跟我们都没关系,但拆馄饨妈妈的铁皮房,绝对不行!”

知识分子们绝对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,原本只静坐不闹事的和谐,瞬间被哥儿几个给勾起火了,逐渐有人开始向铁皮房靠拢了。陆续赶来的,把铁锹、扫帚、锅盖子都扛出来了。

人员的大量聚集,派出所民警很快到位,却被人群拦在马路边。警察们发现现场人员还在潮水般涌入,立即呼叫着特警、武警的支援。

研究所领导们也赶到了,一边控制着现场人员情绪,另一边也在跟政府和街道的领导们沟通。当然,他们还指派保卫干事们,端着灭火器对房顶的我们一阵猛喷,但保卫干事们也只是往天上喷了个热闹,他们又真的想让铁皮房被拆吗?我手中的大喇叭,不也是他们故意让我抢到的吗?

还算和谐的场面中,双方就那样对峙着,群众也只喊号、不闹事,警察也只是在一旁警惕地看着。很快,特警的中巴车和武警的卡车也陆续到位了,但同样远远地停在一旁,没有人下车。这也不难理解,连辖区派出所、分局、市局都有若干个铁皮房子走出的孩子,警察们又何尝不知道怎么回事?

大家都心知肚明地在等待,等待着馄饨妈妈回来,只有她才有资格跟陆续赶来的领导们对话,因为她才是铁皮房的真正主人。

然而,从学校赶回来的馄饨妈妈,直接无视了等在一旁的领导们,在众人的帮助下也爬上了房顶,我以为她也想喊两嗓子,便把大喇叭递给她,却被她抬手就是一巴掌。我身旁那接力用大喇叭喊号子的哥仨,一个也没跑了,一人挨了个大嘴巴。

馄饨妈妈自己哭了,哽咽着说:“你们要是还认我这个妈,现在就给我回家老实待着!”

大伙都被抽懵了,这可真是她第一次动手打我们。

馄饨妈妈又接过了大喇叭喊道:“大家的心意我领了,但我们不能给国家添乱,有什么事也可以好好沟通的。大家要是认我这个孩子们的妈妈,还是请回家吧,千万不要再闹事了!”

众人茫然,并没有人动地方。

馄饨妈妈急了,直接给大家跪下了。

她这一跪,让人群立即又像潮水一般四散而去,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们,都纷纷动容了。

我们扶起她的时候,她抱着我们哭得像个孩子。我们太了解她了,没有人比她更想保留这间铁皮房了,但为了她那些活着的孩子们,她宁可失去这个有关“馄饨”的最后记忆!


我对馄饨妈妈的所有记忆,定格在她那把警犬都感动得流泪的那一跪。

老旧的铁皮房子确实严重影响城市的市容了,尽管相关领导了解情况后也有意进行重新翻修,把它改造成与城市建设融为一体的工业风,但馄饨妈妈还是拒绝了,因为那就不是属于馄饨的馄饨摊了。

2000年9月份,当铁皮房最后一批孩子走进校园后,用脸盆装馄饨的那个时代,彻底结束了,年近半百的馄饨妈妈,也回到了真正属于她的那片天地。

从那以后,她很忙,基本不在家,除了过年,我们并没有机会见面。即使过年能见个面,所里当年分给她的那间六十多平的老破小,每天还得承受上百个登门拜访者,我又有几分钟能跟她说上话呢?

其实,包括我自己在内,太多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未必真能想起她,因为那时候我们基本还不记事,连小学班主任叫什么名都未必能想起来,又怎会记住一位“托管班”老师呢?

但孩子们的家长,永远忘不了这位和他们一起跨过了一个时代的老街坊,更忘不了她对于自家孩子的改变。从我妈那辈人开始,一代又一代地讲述着有关馄饨妈妈和馄饨的故事。


女人的年龄永远是秘密,尤其像馄饨妈妈那种心地善良又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女人,孩子们的天真烂漫,早就帮她赶走了岁月的痕迹,我从来都不知道她的实际年龄。但按照我妈年龄计算,她至今顶多七十岁。

现在,她走了,真的去见馄饨了,我又怎能不让她帮我给馄饨带个话,说声亏欠了太多年的“对不起”?

不幸的是,她走的时候,刚好是本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连单元门都被封闭了。幸运的是,我破产了,还正在从事生鲜行业运输,那台平日被警察撵成过街老鼠的破依维柯大面包上,偏偏有张能让我在疫情管控期间通行的通行证。

高速已经被关闭,各地、各区甚至各村的不同管控标准下,200公里的路,我跑了11个小时。当我连蒙带骗加忽悠地突破重重关卡、终于抵达馄饨妈妈家的时候,天都快亮了。在本市居住的那三个发小也早就到位了,他们没破产当然没有通行证,但这帮从小就在精修如何绕过警卫连战士干坏事的熊孩子,自然各有办法来送馄饨妈妈最后一程。

按照防疫规定,葬礼只能出一台车,而我那比灵车更大、还自带通行证的大面包,自然派上用场了,少个司机还能多去个人,即使它实在太破,但馄饨妈妈一定不会嫌弃的。

清晨5点,天刚蒙蒙亮,当一行人准备出发之时,驻军部队的指挥车居然闪着警灯来了,司机也并没有下车,挥手示意我们跟着他,带着我们进入了军事管控的科研区,一路驶过一栋栋威武壮观的科研楼,特意在馄饨妈妈曾经战斗过的大楼下停留了1分钟。

让所有人泪目的是,一路驶过的每栋大楼、每一盏亮着灯的窗口,都有个白大褂在向我们挥手,贴在玻璃上的各种A4纸加马克笔的标语,诉说着他们的离别之情——这是疫情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科技工作者们,在用他们的方式送别馄饨妈妈。

当我一路鸣着已经严重破音的喇叭驶出科研区时,按着喇叭的手却始终不能松开,因为引路的吉普车,又一头扎进了生活区,一路穿过主动让开通道的层层疫情防护隔离,一栋又一栋地绕着居民楼转圈。居民楼上,不少窗口都探出个脑袋挥舞着各种标语,即使他们不能亲自到场,但他们也同样在用这样的方式,来送别这位让所有人尊敬的馄饨妈妈。

军车也得执行防疫规定,只能送我们到主路口,两位军人下车摘掉口罩,站得笔直,敬军礼致敬。我忽然在想,就算高所长去世了,他能有这待遇吗?如果没有疫情,他的葬礼,应该很体面、很风光。有了疫情,他不也就一台灵车直接拉走吗?但无论有没有疫情,军车肯定不会为他开路,更不会有数百人早起等候在窗边,只为了向他挥手告别。

疫情,确实影响了太多,但绝对不会影响到一位真正值得尊敬的女人,接受这个世界对她的敬意与膜拜。

馄饨妈妈走了。这个时代也不可能再有她那样自甘平庸的故事,更不会再有用脸盆装馄饨的壮举了。但所有从脸盆里捞过馄饨的人,永远忘不了她。

她已经与那个时代同框了。

原文查看可至:《研究所院里的留美博士,和她的社会主义馄饨摊丨人间有味》

作者:不贰爷们

编辑:唐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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